如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医药与新材料等产业中拥有自主技术产权的项目，政府可以采取优惠利率政策或加大授信额度等措施为企业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
但是在委托贷款中银行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把风险直接转嫁给借贷双方，自己坐收渔利，而且一次性 就把自己要赚的钱赚到了，只要合同一签，5‰就到手了。问题是，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吗？央行利率大放水 到底让谁得了便宜？此次利率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
我再跟各位爆料两个消息：第一，回报率最惊艳的理财产品几乎全是借理财之名，行房地产之实。实际上这也是银监会调控的思路，银监会不反对信托产品，但是反对银行为信托担保，所以现在看到的更多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国企为信托产品担保。如果说这些多出来的存款贷不出去的话，银行是要自己掏腰包给储户付利息的。说实话，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诡异的东西。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无法预知的风险，银行又不敢轻易放贷。
而除了理财产品，银行还搞起了委托贷款。最后的结果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调控保护了既得利益者，并且让这些既得利益者用更少的钱来收购那些缺钱的中小房 地产企业。由于银行体系推动了中国其他金融部门的发展，因此银行信贷配给和利率驱动型增长方式都会发生扭曲，甚至可能通过所谓的市场工具。
如上文所说，金融压抑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系统：国内储蓄的投资回报率和信贷方向不是由市场条件和个人偏好决定，而是严格受到金融或政府当局的控制和管理。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对中国金融市场颇有研究。更糟糕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急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继续消费的能力和意愿了。现在我们投资更多，就会有更高的GDP增长率和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增长。
低利率就成了一种有效的信贷减免形式，虽然一般情况下储户并不清楚。（因为大多数地方债务是延期偿还的，因此成本的有效偿还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要证明基础设施升级的合理性也是简单的。
2.经济落后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对市场进行干预，将资本和企业领导能力引向新兴企业。银行信贷政策必须停止依据有利于地方官员的倾斜激励，或者是倾向于有特殊信贷渠道的商业，他们往往参与了大型投资项目，却不管这个项目长期是否在经济上可行。这个问题还会恶化，因为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价值可能表现为外部性的形式，而这是很难精确测量的。这种投资收益会在短期内积累，并归做出投资决定的地方领导人管理。
但是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需要改革呢？要知道，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金融体系可是中国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低存贷利率大大削减了资本成本，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增长奇迹。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追求更加富裕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本存量水平是毫无经济意义的，因为这些只能代表着资源浪费。那什么是金融压抑系统呢？它又有什么坏处呢？Carmen M. Reinhart、 Jacob F.Kirkegaard和M. Belen Sbrancia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金融压抑的归来》，《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中这样描述到：金融压抑是这样出现的：这样的政策包括通过控制公众形成的政府指向性信贷（比如养老基金和国内银行）、对利率的或明或暗的限制、资本跨界流动的管制、政府与银行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国家控股部分银行,或者隐晦地通过大量道义劝告建立。
过度投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它也很容易发生在制造业中。还有一种可能是继续维持目前这种储蓄补贴投资型增长模式，但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样，回读乌克兰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 ，1904-1978)的作品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这种机制中的受损者是净储户，他们多半是家庭部门。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名义增长率和名义贷款利率的利差都会变小，从而金融压抑程度会迅速降低。这种极端便宜的资本尤其意味着成本中一个非常显著的部分，近乎所有贷款的20%-40%，通过低利率形式转移给了储户。当然，信贷风险最终还是社会化了，即所有的信贷或明或暗地都由国家担保了。但正如中国所显示的，储户受损的事实未必就一定是需要关注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要求更多的投资。这些储蓄通过银行系统低利放贷给借款人，借款人便从中受益。
通过这种极低利率和其它补贴，我们很难决定这种投资实际上是减少了价值还是创造了价值，联邦问题保证了基础设施投资会持续下去。二、两个约束（一）克服落后先回答第一个约束，在大部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国家的初期，投资很少，因而将家庭部门财富转移给对生产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活力。
但类似于中国这种投资驱动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里至少存在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和债务融资带来的投资有关。尽管去年经济增长有所减缓，但四大银行还是共获利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
就好比是用廉价劳动力去换更昂贵的机器设备一样。为什么，因为少数几个银行就垄断了银行业，我们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贷款和资本。
就这样，金融压抑将财富从前者转移给了后者。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压力目前仍然在持续着。三、金融改革（一）什么是金融部门改革因此，格申克龙的论断（即当私有金融部门不能做的时候，让公有金融部门来做），要求政治家们既能识别经济上可行的投资项目，又能让自己只是投资自己相信经济上可行的项目。这也意味着，出借人无须询问地方政府是否能用高速公路或者其产值是否足够用来偿还。
但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因为人为降低一笔十年期贷款4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有效减免了贷款的25%，降低6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免35%，中国几乎全部银行贷款都是十年内到期的，因此通过隐性的债务减免增加了价值。不幸的是，这种推理有一种自我加强的趋势。
（二）债务上升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应该采取特殊的监管措施，并使投资者明白，不应该参与破坏价值的活动。落后表现为相对较低的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也或许是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而更快的增长速度可能需要抑制消费以迫使投资和储蓄率上升。
这种逻辑推理的问题当然在于，它忽视了提升人均资本的经济动因，并且假定资本和基础设施在全球都有相同的价值。第二个约束和境外账户有关。
其结果是中国需要不断增加出口，这也是它实施中所做的，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垄断定价、直接补贴和被压制的利率都代表着源于家庭部门的财富转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在2003年的一篇书评中十分清晰地阐释了格申克龙的观点（《回顾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2003.2.13，EH网）：1.相对落后创造了一种经济发展和经济停滞的紧张。因此中国银行改革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长期来看，任何事情都必须平衡，即金融压抑必须得到调整。
但其成本将随着银行体系向全国范围扩展，而在这扩展的许多年里，这个负责投资的领导人已经被提升到另一个职位了。即便有过去的成功，中国目前也急需抛弃这种发展模式了，因为债务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猛烈地上升。
这也意味着经济体中通过低利率获益的群体（包括国企、市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借款人）可能藉由各种借口抵制利率自由化和企业管理改革。当然，如果我们过高估计了目前的生产力增长率（部分是因为我们过度建设了基础设施），那我们可能会过度投资。
这听起来和中国的增长模式似乎有点相似，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15甚至20年里至少是这样的。在绝大多数存在金融压抑的国家，比如广泛遵循亚洲或日本发展模式的国家，其利率都设定得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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